世界历史人物希特勒竟然是选美大赛评委
原标题：希特勒为何给人留下选举的错觉?
整理 国历君
关于希特勒上台，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希特勒是一位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地位的者。为何会有这么一说？
纳粹党的社会构成
在德国竞选总理的时候，作为纳粹代表的我就希望通过合法途径来当选。那么我所依靠的纳粹党究竟是什么？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简称国社党，也就是纳粹。根据1930年的统计，国社党中工人占26.3%，其余多是职员和个体户以及社会中间阶级。
国社党的理论基础就是糅合了多种“主义”的纳粹主义，如反犹主义、反启蒙主义、主义、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以致于当人们要问“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去概括：“纳粹主义就是反对现存社会的一
“大家好，让我告诉你们，纳粹主义虽然常被形容为‘大杂烩’，并且缺乏独创性，但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如此吸引人。它的包容性之大，使中间阶级和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纷纷投身于它的旗下。”
“因为纳粹党内中间阶级人数众多，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如强调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确保工人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以及保护工作和赢利，基本上是为了让无产者分享产业。”
“此外，1930年后我们制定了《订货法草案》，规定国家、地方、国防军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订货应尽量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来承担。”
“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我们的党员都非常年轻。1932年，我们的党员平均年龄只有28岁，其中50%的人年龄在23岁以下。直到1933年我当选总理时，戈培尔才33岁，施佩尔27岁，艾希曼26岁，门格勒（那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21岁，希姆莱和弗兰克32岁，戈林算是比较年长的，但也只有40岁。”
那个时候，年轻人掌握了德国的大权。我记得希特勒要求我们这些干部要给人一种“面貌一新”的感觉。
对于大多数德国年轻人来说，纳粹党并不象征着言论限制，相反，它代表了自由和冒险。年轻人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就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但我们充满信心，要把国家带向一个“充满光彩和幸福的未来”。《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作者阿利说，民族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青年人的政治”，这最终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破坏和灾难。
是的，纳粹党是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的。我还记得在1932年，希特勒竞选总统，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1918年，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结束，德国进入了共和制，政府被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被称为“魏玛宪法”。
根据“魏玛宪法”的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由各政党代表组成，通过“普选、平等”的选举产生；总统则是共和国的代表和国家元首，拥有广泛的权力，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1932年，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任期结束，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总统选举。我代表年轻的国社党参加选举，希望通过合法途径登上总统宝座。
在总统选举中，我们纳粹党动用了所有宣传手段，覆盖了每一个选区，甚至到了最偏远的村庄，进行了广泛的游说。纳粹党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我们还开创了摄制影片并在各地放映（那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甚至租用飞机，让我走遍德国。
我打出了一个标志和两个口号。标志是“德意志工人党”，这里的“工人党”并不指代无产阶级工人政党，而是指技术工人和能够晋升为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我们的目标是与无产阶级工人政党争夺部分工人支持。
而我所倡导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有两个核心口号：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25点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口号，包括要求参与大企业的利润分享、实施适合德国需要的土地改革、废除地租以及制止不合理的房租。
当时，我们纳粹党宣扬的“社会主义”口号，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我们标榜的“工人政党”身份，迎合了战后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安定时期中下层人民渴望社会变革的愿望。这就让我们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这一社会阶层和一部分工人的选票。
但是，尽管我们在3月和4月的两轮选举中赢得了134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6.8%），我们没有获得过半数以上的选票，最终败选。兴登堡总统以1936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53%）当选，而我们党的候选人台尔曼获得了37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0.2%）。
然而，尽管竞选总统失败，我们纳粹党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却获得了1374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拿下了国会的230个席位，迅速成为最大的政党。
于是，我出任总理。
1932年11月，德国重新进行选举，但当时德国人对不断举行的选举感到厌倦，而我们的党…（继续）
宣传和鼓动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以往的势头，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而其他政党异军突起，赢得了600万张选票和100个议席。
当然，尽管这样，纳粹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大党，这些选票成为了我日后进入总理府的资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纳粹党获得了最高权力，也不代表我必然能够担任德国的总理，更不等于我能够获得总统兴登堡所拥有的最高权力。
选举结束后，总统兴登堡打算任命我为总理。但事实上，兴登堡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甚至认为纳粹党是一个激进且粗俗的政党。
奥托·扎尔姆·霍斯尔侯爵在一封信中记录了兴登堡对我说的话：
“他可以演讲得精彩，但他无法信守他的承诺。无论如何，我绝不会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我不愿意执行他的党纲，也不会把德国作为试验品交给希特勒。”
兴登堡对我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但为什么他还选择任命我为德国…
为什么兴登堡选择任命我为总理呢？
这与《魏玛宪法》的规定有关。《魏玛宪法》第53条规定，如果政府内阁未能获得选民50％的选票，总统可以自行指定总理，但有一个限制条件，指定的总理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即不超过50％的议员反对。
兴登堡是一位保守派，曾多次利用总统职权指定他的亲信巴本和施莱谢尔为总理，以确保保守派的专权。然而，巴本和施莱谢尔的统治并不得人心，都没有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们的内阁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解散了。
到了1932年，德国政局变得更加不稳定，纳粹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不断增加，势力逐渐壮大。巴本和一些保守派开始担心社会动荡可能导致激进主义抬头，于是他们决定与我合作，以组建政府来阻止纳粹党。在一系列秘密谈判后，巴本、我和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达成了协议，我成为总理，巴本担任副总理，国家人民党成为执政党。
然而，即使成为总理，我的权力仍然受到议会的制衡。
1933年1月，我如愿成为内阁总理。上台后，我成立了…（继续）
当时，我组建了一支内阁，被称为“民族团结政府”。然而，这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权力，我在内阁中受到总统的权力限制，而且还必须考虑内阁联合伙伴的制约。
在这个内阁中，总统决定了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直接掌握了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权力。虽然我担任总理，但只能决定除自己之外的两名国社党成员的入选。实际上，内阁中拥有实际权力的是巴本，他是保守派的代表，内阁由11人组成，国社党只占3人，而保守派有8人。总之，我的内阁仍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尽管国会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但各政党仍然有可能利用宪法规定的权利来反对我的政府，特别是在国社党的行为违宪时，他们可以通过宪法程序表达反对。
此外，总统兴登堡对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不会独自会见我，只有在副总理巴本的陪同和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听取我的请示和汇报。而且，兴登堡随时可以颁布紧急法令来解散内阁，将我和国社党赶下台。
兴登堡与我见面时，巴本认为他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较强…（继续）
我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似乎比较亲近，这让人们预期可以通过这一联合来限制希特勒。巴本甚至宣称：“我们已经雇佣了希特勒来为我们服务！”他说：“不出两个月，我们就会把他逼到绝境，让他束手无策！”
当时，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国社党的执政时间不会很长，人们普遍认为“也许他们很快就会下台！”，甚至社会党右翼党员也在内部传播“希特勒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自行消亡”的言论。
随后，我强行颁布了“授权法”。
早在1932年1月，希特勒就明确表示：“法西斯要求全部权力，绝不同其他政党、保守派势力和各派别长期共享权力！”
当我成为总理后，我开始策划如何完全废除议会制度，以建立法西斯政权。
然而，目前的我只是行政领袖，如果我想推行这一计划，我需要获得立法权。首先，我必须获得国会对我担任总理的批准，然后打破魏玛宪法的束缚，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彻底改变国家体制，让我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
我计划通过所谓的“合法”程序来建立法西斯统治，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授权法”。
《魏玛宪法》第76条规定，要改变宪法，需要国会以2/3多数通过任何一项法令。然而，当我上台时，执政的国社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只占国会的41.9％，因此我决定在上台不到两天的时间内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以改变国会中不利于我的势力格局。
在国会选举之前，我毫不顾忌地使用了暴力手段来破坏其他政党的竞选活动。
国会选举定于3月5日举行。
经过了1932年7月和8月的经济低谷，德国经济开始反弹，这为我上台后扩大权力提供了机会。我任命纳粹的重要成员戈林为不管部长，负责全国和普鲁士最大邦的武装力量。我下令要求对“国家的敌人”毫不留情，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
就在选举前的六天，也就是1933年2月27日，纳粹党成员策划了一场名为…（继续）
国会纵火案的那一天，我和我的党人精心策划了一场事件，将责任推到了党的政敌身上。紧接着，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保护国民和国家法令》，它暂停了魏玛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人身、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
尽管这些措施表面上看似是针对党派成员和社会党人的，但实际上也波及到了反对派。我曾声称德国正面临着“‘主义危险’，并声言我的一切行动都旨在消除马克思主义工会。我承诺要将国家从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解脱出来，让国家更专注于国防，从而结束政党之间的争吵。”戈林也宣称：“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军队的力量，任何司法上的考虑，任何官僚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在这项法令颁布后，全体党派议员以及一部分社会党议员被拘留，全国范围内有4000名党派成员、工人组织的成员以及反对法西斯的人们被捕。
国会选举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如期举行。为了争取多数选票，国社党在选举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终只获得了1720万张选票，占43.9％，加上人民党获得的8%选票，总共只占到了51.9％，勉强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票。…
希特勒内阁得以继续执政，但距离通过“授权法”所需的2/3多数票仍有一段距离。
然而，从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纳粹主义当时已经非常有力。有1720万选民投了国社党的选票，其中大约有300万人以前从未参加过选举。当时的选举分析专家认为这是一个标志，他们认为“‘希特勒本人的号召力’在吸引新选民方面‘比国社党起了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这一事件已经显示出对未来领袖的决定性意义，那就是希特勒比他的党更有声望。”
最终，我不得不违反宪法，采用武力和威胁手段来迫使国会议员通过“授权法”。
尽管我可以继续领导内阁，但没有“授权法”，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个受议会限制并且注定将下台的总理。因此，在3月5日的国会选举后，我立即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提交了“授权法”草案。然而，巴本和胡根贝格不愿将所有权力集中在我一人手中，对法案表示异议，但遭到了拒绝。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胡根贝格…（继续）
为了让“授权法”在议会通过，我们纳粹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公然违反宪法，宣布当选的81名党议员的资格无效，戈林运用掌握的权力，对一些社会党议员进行“保护性拘留”。当时，中央党在新国会占有74个席位，争取最大政党中央党的支持成为了关键，他们的态度对于能否通过授权法非常重要。戈林威胁中央党：“如果不赞成授权法，将把中央党官员从所有机关全部清除！”
通过欺骗、拉拢和恫吓手段，我获得了中央党的支持。3月23日，国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授权法”。为确保这项法律的通过，会议上台、走廊和旁听席上站满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狂吼着：“我们要授权法，否则就用暴力解决！”3月23日，新国会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以441票赞成，94票反对通过了授权法。3月24日，兴登堡总统签署了授权法，正式生效。
“授权法”的正式名…（继续）
兴登堡病逝后，我的内阁立即宣布一项法律，即早已秘密拟定的《国家元首法》，规定“德国总统职务与总理合并为一，因此，帝国总统的原有职权移交给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我因此摘取了总理兼国家元首的桂冠，并握有对国防军的统帅权。8月9日举行了一次全国公民投票表决，法西斯严格控制了投票宣传活动，有90%的人投了赞成票，追认我继承总统的合法性。至此，我成为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最高统治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自我通过各种手段成功上台后，民众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便给人留下一种我是人民选举出来的领袖的印象。
那么，为何民众如此支持我呢？
还记得纳粹党党内成员都是年轻人吗？其实，大学生是最早支持纳粹主义宣传的人。在《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德国废除了军事服役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了争取荣耀的机会。因此，当我大力宣扬民族主义时，年轻人的热情被迅速激发。
纳粹党趁机创建了大量的青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少年团、少女队等，旨在在青少年中灌输一致的思想，同时满足他们的自然冲动。
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了纳粹，而国社党能够成为德国第一大党也受益于这些年轻人。
根据当时德国的青年状况，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受过教育，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一群。
然而，在1933年5月10日晚，成千上万的德国大学生们在纳粹的军乐声中排队，将大量的书籍投入篝火中；这些书籍不仅包括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还有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著作。每当有书本被燃烧时，他们高呼口号，显示出对知识和文化的愤怒和拒绝。
他们将大量的书籍扔进火堆，而在场的大学生们则会欢呼雀跃。
他们对待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如此冷漠和仇恨，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支持纳粹，甚至情愿受其控制呢？
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广大民众来说，仅仅通过短时间的宣传就能使他们沦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特点是非常实际和利益多样化。要引导他们支持纳粹的战争，宣传必须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
汉娜·阿伦特曾经说：
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某种魔力。
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社会群体或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这些利益复杂多变。因此，在群众中，只有以纯利益为基础的宣传才能起效。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和一些普通政党的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他们是那些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知识和文化，来支持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和领袖。这是群众心态中的一种危险倾向。
明白，仅仅需要一个简单的口号，如“否则我们就完了”，就能引导整个国家走向战争，即使此时没有严重的苦难、失业或民族野心的压力。
作者举例说明了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太口号并不新鲜。唯一的新元素是纳粹党要求党员证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这将“反犹主义转化为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党内地位越高，就必须有越纯粹的雅利安人血统。反犹不再只关乎少数人或国家，而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
如果说纳粹夺取政权前的宣传仍需要借助冲锋队等街头暴力威胁来对抗不同的观点，那么一旦夺取政权后，它的宣传就变得有组织有计划。纳粹宣传部控制了整个德国的文化生活，确保国家决定思想和精神发展的方向，还组织各个专业领域。
在这里，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根本无效，不遵守纳粹宣传的规定就等于对生命置之度外，因为国家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无所不在。
我了解了宣传恐怖如何能够无需暴力手段而积累权力。在纳粹德国，宣传的目的并非说服，而是组织。汉娜·阿伦特指出这种组织性的恐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让普通民众觉得加入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为安全。纳粹政权在制造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让人们生存优先于理性。在纳粹德国，谎言和组织的结合使得宣传即恐怖又有效。
大多数纳粹党员在自我辩解时都声称只是服从元首和法律，对于集中营等罪行他们一无所知。很多学者接受了这种辩词，相信人在临死前会说些好话。然而，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其实在说谎，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担心后代会受到歧视。艾希曼在审判期间给他的律师写信时说：“我关心的是，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以及更后面的孩子们都能阅读它们（审判的文件），以便知道他们的父亲、祖父、以及曾祖父绝不是一个谋杀者。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而不是幸存下来。”然而，事实是，艾希曼是罪行的一部分。
艾希曼对犹太人怀有极度的仇恨。在二战期间，有人曾问他，如果德国战败会有怎样的下场，他回答说：“我会很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至少我成功地了五十万犹太人。这给我很大的满足和光荣。”
当时的德国民众，与艾希曼一样，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极端仇恨。作家戈德哈根在他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中根据大量的事实得出结论：“有些普通的德国人甚至是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参与杀害犹太人。一个德国人解释说：‘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这样的命令才行刑，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许多人以杀犹太人为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自觉自愿？很显然，因为这些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有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人。’”
戈德哈根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无论是“对权威力量的服从”、还是“迫于无奈”、“别无选择”，或者是“德国人对上级的服从”，都无法令人信服，都缺乏说服力。
这些观点和资料来源于黄家杨的《希特勒是民选出来的者吗？》、腾讯短史记邸文的《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以及人民等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和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纳粹时期的历史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些关于纳粹党的发展、政策制定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的书籍，如《希特勒自传》、《德国的浩劫》以及《德国通向希特勒之路》等，可以提供深刻的历史视角。此外，有关法西斯主义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书籍，例如《刽子手与制度之恶》、《法西斯体制研究》以及《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等，有助于理解法西斯主义如何在德国社会中扎根。这些文献提供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对于研究二战时期的历史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非常有价值。
请注意，最后部分的内容看起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标签，可能是一个错误。
特朗普与中国的生意经历了一次令人吃惊的事件。在一次宴会上，香港的富商招待了特朗普和其他人，他们享用了一道菜，是一道烹制精美的鱼头。当鱼头被端上桌时，特朗普非常吃惊，似乎有点害怕，最后还卷入了一场官司。
特朗普回忆说：“佣人把鱼放在特朗普面前。特朗普说，‘这份荣誉属于阿贝。’于是我便拿起筷子开始夹鱼肉。”
这个故事展示了特朗普在一场宴会中的一次有趣的互动。此外，文章中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物，钱伟长，他是一位身高只有1米49的足球运动员，但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表现出色，成为中国力学的先驱。这些故事和人物传记让我感到非常有趣。
在这篇文章中，我发现了一个有关尼泊尔的廓尔喀雇佣兵的有趣故事。这支部队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一直为英国陆军效力。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他们被标榜为“亚洲最优秀的士兵”，甚至有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声誉。但我对这些标签是否准确产生了好奇。
这篇文章似乎充满了关于廓尔喀雇佣兵的历史和故事。它引发了我对这支特殊部队的兴趣，以及他们在实际战斗中的表现。或许在阅读文章后，我将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军事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