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名人

福将大人刘峙近代历史名人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

我,刘峙,于1892年6月30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庙背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我的父亲是农民,可惜在我还不满一岁的时候,因为和邻村的地主发生争执,被打死于小河桥下。母亲胡氏无依无靠只好带着我,到吉安城里一家爆竹店帮工,后来甚至被老板娘收养,嫁为己妻。其后,为了生计,母亲又改嫁黄小山,黄小山就带我离开江西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泸溪。这时,我被他收为养子,改名黄谊本。在黄家,我先后在私塾、观澜书院、浦市高等小学堂就读,曾跟随继父去日本。可惜我的继母对我的不满,让我在家中受到委屈。尽管如此,我依旧坚持学习,不断努力。我在1905年随着继父一同去日本留学,可是到了东京,却遇上了中国留学生运动,只好无奈地回国。虽然未能完成留学梦,但是也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后,我在1907年决定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可我的外乡身份,却让我备受同学的嘲讽和欺凌。但是我有自己的处世哲学,认为做人要浑厚宽容,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为了提醒自己,我甚至在家里的宅子命名为“浑容轩”。 1911年,我毕业于陆军中学第三期,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我随即加入了学生军,守卫武昌。后来我又返回吉安,考入宪兵,随后前往南昌服务。在1912年,全国各军事学校恢复上课后,我北上进入北平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在学校中,我和一些同学利用秘密小组“辅仁社”反对当时的政府。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发表讨袁通电。我借口请假南下参加了第二次讨袁,但不久江西被北洋军阀占领,我只好重回学校继续学业。随后的1913年,我考入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与我同时入学的还有熊式辉、陈继承等人。在保定军官学校期间,我勤奋学习并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书刊,甚至背诵了步兵操典。 1915年,我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做见习。当时护国运动正兴起,因此我决定弃职南下广州,历任粤军连长、支队长、营长等职。初到广东,我曾在岑春煊的护两广都司令部担任上尉参谋,后来又到滇军第四师第七旅步兵三十八团任六连连长,并参与了南路讨伐龙济光的战斗。之后,我被调到援赣第四军第一梯团第四支队任队副兼第一营营长。 而在1920年,援赣军与桂系陆荣廷的部队发生矛盾,我们移驻福建,组成福建军,我则担任营长一职。在这之后,我历任闽东都督府参谋、海南巡视使等职,并先后领导多次抗击乱党匪徒的斗争。在我征讨匪患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建军建设,改称为赣军。而在1921年初,我被陈炯明调任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少校副官,也加入了共产党。6月,我调到粤军第二军担任中校副官,接着不久,又被调到粤军第七旅第十三团任中校团副,参与了反击桂系进攻广东的战斗。 1922年春,孙中山在桂林发起北伐。我被任命为大本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带领先头部队进入江西与北洋军作战。虽然我的队伍只有一百余支枪,但是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吉安附近。回到广东后,我被分配到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担任中校参谋兼卫队队长。但是,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结束后,由于军中许多非广东籍的军官遭到排斥,我也被调整到军事参议一职。 而在1924年夏季,我通过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的介绍,开始在军校担任战术教官,并调到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同年,黄埔军校成立了教导团,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而我则担任该团第二营营长,成为了著名的“黄埔福将”之一。作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的我,与团长何应钦以及营长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一同奋斗。1925年2月,我带领部队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在淡水、棉湖等战斗中表现突出,接着在平定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中也建立了战功,因此在当年8月接替何应钦成为教导团第一团上校团长。10月,我又率领部队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1926年2月,教导团扩编为第二师,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并很快升任为师长,下辖蒋鼎文、陈继承等团,驻防广州。 而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我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当蒋介石要召集卫戍部队讲话时,我紧随其后宣读了要逮捕的党人名单,并随即率领部队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党代表及党员。 1926年7月9日,国民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军总司令,我所在的第二师担任总预备队,跟随蒋介石进入湖南,先后参加了武昌、南昌等城市的攻城战。经历南昌、吴城等激烈战斗的我,在南昌战斗中突然失踪的王柏龄指挥官下,接替了指挥官的职位。在蒋介石的总指挥下,我率领第一、二师击败了南浔铁路正面的孙传芳军队,到达了吴城。11月24日,北伐军在江西全境取得了胜利,奉蒋介石之命,乘胜进军浙江。 而在1927年3月16日,我接受命令移驻上海,担任交通警备。 1927年1月,我在浙江桐庐县横村埠打垮了卢香亭的主力,接着率领部队进入了浙江省城杭州。随后,在上海附近的松江,遇到了毕庶澄率部顽抗的情况,我将其击败后,成功攻占了上海附近的昆山、太仓、浏河等要地。在此时,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在北伐军的胜利鼓舞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了成功。我率领部队移防至上海、闸北、吴淞一带,担负警备任务,随后又调防至镇江、常熟等地。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我成为了他的帮凶,杀害党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心腹,成为了“八大金刚”之一。1927年5月,我被任命为第一路军第十三纵队指挥官,接到了由常熟渡江进攻北洋军周荫人防地的任务。周荫人部队不堪一击,我率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灌云、东海、涟水、淮阴,并最终驻防江都。然而在同年8月,孙传芳不甘失败,偷袭了龙潭。此时我的部队已经返回江南,正准备到杭州休整。但是得知孙传芳偷袭后,我立即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领部队迎击,并自己马上从杭州起程,亲率第四团赶往镇江指挥战斗。8月28日,在行军途中,我所乘坐的火车与另一火车相撞,导致二百余人死伤,我也负伤了。但即便如此,我仍带伤指挥部队转入防御。在孙传芳发动全线进攻后,我的阵地被突破,形势十分危急。幸好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并在次日转入战斗,最终将孙军全部歼灭。此役结束后,我被擢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领部队驻防在上海。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并继续北伐,我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辖有杨胜治第一军、缪培南第四军、顾祝同第九军。5月1日,我带领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攻占了济南。但由于日军的干涉导致了济南事变,我不得不绕道德州,消灭了河北的杨虎城军,最终率领部队接近北京。继续北伐后,我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在蒋桂战争、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卖命,屡次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我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率领着本师和顾祝同的第二师、蒋鼎文的第九师以及朱绍良的第二军,沿长江两岸水陆两路出发,首战即将胡宗铎击败,直奔武汉。4月5日,桂系弃城而逃,我的部队进占了武汉后继续追击。夏、胡、陶三人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其余部队全部被我的部队包围并缴械。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河南通电反对蒋介石,湖南的何键态度不明,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跃跃欲动。蒋介石很慌张,亲笔写信让我能战则战,否则就退回南京。我凭借一股勇气,指挥第一军出武胜关攻克确山,并扭转了战局。随后,我率部向西北行军,相继击破湖南的何键、武汉的唐生智,并在瀛洲山战场上打败了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合军,使得蒋介石的政权得以巩固。在遭遇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后,我选择主动布防以有利的阵地抵御唐军一周之久,并暗中策动杨虎城的部队出兵抄截唐生智的后路,最终打败了唐生智的部队。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我率军回师河南,于许昌和新郑之间与冯玉祥、阎锡山大军进行激战,战斗次数达数十次之多,从冯玉祥的口袋阵中突围而出,击伤敌数不计其数。7月,我以第二军团总指挥的身份调动部队到津浦线,以陈诚的第十一师为先锋,打败傅作义,对济南进行了重新战役,使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 1931年7月,我会同东北军于学忠,南北夹击,共同消灭了反叛的石友三以及他麾下的七万士兵。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我指挥中路军的七个纵队(包括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卫立煌的第六纵队)采用并列推进、纵深配备、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成功攻占了大别山根据地中心的新集和金家寨,迫使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接受了长征的命运。1928年,我随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在接下来的北伐中屡建奇功,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多次战役中,我为蒋介石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军中的名将之一,一度高居五虎上将之首,被誉为“福将”。 1933年,我接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声名鹊起,成为当时军界上的佼佼者,被蒋介石嘉奖,并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表彰。 1935年,我升任二级陆军上将,同时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一时风光无限,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同时,人们把我与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这五个二级上将称为五虎,我更是被誉为五虎之首。 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被蒋介石委派整编了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军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平汉路战役中,军队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我也因此被讥笑为长腿将军。1939年,我接替卫立煌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全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195年2月,我被调任第五战区司令,接替李宗仁,继续投身抗日战争,最终凭借卓越的战功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元旦,我接替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成为统率河南、陕西两省第一、五战区部队的最高领导人。但面对李先念等人的顽抗,我奉命围剿,并成功穷追猛打,最终王震纵队只剩下4000人逃回延安,王树声另一支纵队在伏牛山上也惨遭失败,逃离战场。我调动了十个整编师和近十万人的地方部队,组成庞大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围攻,欲置六万中原解放军于死地。1946年9月6日,赵锡田的第三师在战线推进时被我领导的刘邓大军包围,全军覆没,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后,他大怒不已。1948年的徐州战役中,我被蒋介石重新起用为徐州剿共总司令,用尽全力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当河南开封被解放军陈毅、粟裕部攻占时,我刚刚上任第九天。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兵团全军覆没,55天的淮海战役中成功歼敌55万余人。 1949年9月17日,我应邀和老友顾祝同一起重游黄埔军校旧地,但是看到这片荒凉景象,联想到自己即将临到的穷途末路,深受悲痛感折磨,潸然泪下。 在晚年的生活中,我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直到1953年底。虽然我在军旅生涯中屡立战功,但我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并不满意。1954年1月,我被任命为“光复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和总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台中市定居下来。我的生活变得异常平淡而安静,每天都会阅读书籍、写日记,并在闲暇时回忆往事,不断地述说,数年后竟然整理出一本名为《我的回忆》的回忆录。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出版,我的这本回忆录起初只是以油印本的形式在昔日的同僚和部下中传播,后来被出版商看中后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我的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对已年迈的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孤独和沉默,度日如年。 1970年1月15日,我因病去世,享年79岁。我的主要战绩包括龙潭战役等。在龙潭战役中,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孙传芳借机卷土重来,偷袭龙潭。我当机立断,命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领军队迎击,自己从杭州起程,亲自指挥反击。最终,我们成功驱逐了进攻的敌人,这是我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役。1927年的龙潭战役中,我率领第四团前往镇江,并指挥作战。没过多久,我就带伤亲赴前线指挥,并且勇猛反击,一举击败了孙传芳的主力,迫使其向江岸方向溃退。这项重要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使得我更加名扬军界。 由于这项卓越成就,蒋介石对我十分赏识,擢升我为第一军的军长,成为继蒋介石和何应钦之后的第三任。之后,我又升任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辖有4个军。此时,由于蒋介石的复出,何应钦因被怀疑有异心而被调任为总部参谋长的虚衔。随后,我成为了继何应钦之后军界地位最高的黄埔教官,拥有取代何应钦的实力。 在蒋桂战争中,也就是1929年3月,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桂系)与蒋介石的部队爆发冲突。在这场战斗中,我一度负责指挥抵抗,但最终还是败退回了上海,这也标志着我在黄埔系的地位开始下降。在中原大战中,我担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奉命率军进行了水陆并进的进攻,沿长江西行。在战斗中,我一举击败了胡宗铎,成功占领了桂系的重镇武汉,并将胡宗铎的部队包围缴械,为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和白崇禧创造了先机。随后,由于其他战场的失利,李宗仁和白崇禧很快宣布下野并逃往香港等地避难。 而在1929年12月的蒋唐战争中,唐生智发动叛乱。对此,蒋介石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回南京。我决定战斗,并且在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我指挥所部先是攻占了城池,随后利用有利阵地实施防御,阻击了前来进攻的唐军近一周之久。同时,我还暗中策动杨虎城的部队抄截唐生智的后路,最终彻底击败了唐生智,结束了他的东山再起计划。 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我曾担任第二军团总指挥,率领部队转战东西,斩关夺隘,屡次战胜对手。我还成功打败了以傅作义为代表的有名将领,重夺济南,再次扭转了战局。 在1932年6月,我担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负责进攻红军控制的鄂豫皖根据地。与我的黄埔一期学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抗。我指挥部队步步为营,最终攻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和金家寨,迫使徐向前和张国焘匆匆长征。这是继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之后,第一次真正得到全面胜利。蒋介石对我充满了赞扬,并将新集市改为经扶县,以示褒奖。 在1935年4月,蒋介石首次授予我二级上将军衔。我与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同列,排名第七位。在所有黄埔系将领里,我仅次于一级上将何应钦,名列第二。然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升任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且担任了与日军抗战的重要职务,继续为国效力。我家庭成员包括祖辈和妻妾以及儿女。我的母亲胡氏于1932年7月2日在我当河南省主席的官署去世。 我有两个妻子,元配是杨庄丽,她于1976年6月13日在台北去世;另一个是陈氏,还有一个女性黄佩芬与我有别的关系。 我有五个儿子,长子是刘涤寰,于1920年出生(与陈氏所生),还有刘涤安、刘涤定(在台游泳夭折)、刘涤寅和刘涤宣(与陈氏所生)。在我的家庭中,我有很多妻子和子女。我有两个妻子,元配是杨庄丽。虽然我们同是1932年出生,但我们在19岁时结婚。然而由于杨庄丽无法生育,我在30岁时娶了广东石城的陈氏做我的侧室。陈氏为我生了许多孩子,包括我的长子刘涤寰、刘涤安、刘涤定(在台游泳夭折)、刘涤寅、刘涤宣、长女刘涤宙、次女刘涤宁、三女刘涤宸、长子刘涤宏、次子刘涤容、长女刘涤宜和次女刘涤宛。为了避免混淆,我家里的子女都依照杨氏的要求呼我为“爸爸”,呼陈氏为“姨娘”,而对元配杨庄丽,他们称呼为“妈妈”。 此外,我还有一个外孙刘伟超和一位曾外孙女刘洁。我有许多子女。首先是我的长子刘涤寰,在1920年出生。他曾在农复会担任过低级事务员。他是由我的元配杨庄丽抚养成人,并与皖中宿将张克瑶之女结婚。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儿子刘涤宇、刘涤安、刘涤定(在台游泳夭折)、刘涤寅、刘涤宣,以及女儿刘涤宙(适刘氏)、刘涤宁(适赵氏)和刘涤宸(适葛氏)。 在解放时期,杨庄丽带着陈氏所生的子女们逃到了别处。1941年,我又迎娶了黄佩芬作为我的妻子。黄佩芬早年在上海美术学院毕业,后来又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是一名中学教师。当我在开封工作时,黄佩芬还是我的家庭教师。结婚后,她成为了我的官场应酬的好帮手。流亡海外时,她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的侄子刘夷是黄埔二期的学员,曾担任过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在1938年的抗战中,他被俘投敌,成为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军事参议院参议。1942年,汪伪中央警备军成立后,刘夷被任命为独立警备旅旅长,负责南京卫戍任务,部队装备为汪伪军事之最。在1945年的抗战胜利后,该旅被国民政府编入第74军,刘夷被南京国民政府广泛使用。我曾经历过一些人生故事。我的侄子刘夷曾被汪伪政府任命为独立警备旅旅长,负责南京卫戍任务。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旅被国民政府编入第74军,刘夷也被国民政府广泛使用。不过,在一次被逮捕的事件中,我曾通过说情使他获释。后来,他移居香港,但又回到江西定居。 我的外孙刘伟超娶了陆军少将舒适存之女舒瑞可,他们是1970年代来美的留学生。全家定居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刘伟超和舒瑞可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在纽约大学商学院毕业,次子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我的曾外孙女刘洁,则在从维吉尼亚州州长高中毕业后就读于西点军校。2006年毕业典礼上,她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全体毕业生的代表,并从布什总统手中接下了毕业证书。她是2006年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女学生。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曾经发生过一些轶事。比如,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飞抵河南洛阳过50岁生日。我、商震和张学良等人前往祝寿。张学良当时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但蒋介石并没有听从劝告,反而对张学良大加训斥。随后,蒋介石飞抵西安,在临潼扎下行营。在我的经历中,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过生日,准备围剿东北军、西北军和陕北根据地。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率军包围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引发了这场事件。 就在这时,我正在江苏赣榆检阅部队。闻讯后我马上返回徐州。军政部长何应钦通知我,要我迅速回到洛阳,集结部队,准备向西进军。我接令后,立即急电第七十军军长樊崧甫,下令抢占潼关。我还命令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缴械驻洛东北军重炮旅。我整合各军,严密戒备,准备进攻。 为了增强声势,我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传单和标语。在中央的决策下,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而我则被任命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我在防地就职,派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六路,向西逼近西安。这个决策完全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顾祝同等人的意见截然相反。我们明显地要置蒋介石于死地。 直到25日,西安事变才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南京。我也随即返回洛阳。这次事件,无论是对于国共关系的调整还是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时,我和其他高级军官一起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的专机。我命人挥舞小旗,口号喊得是:“欢迎校长胜利归来!”,“蒋主席万岁!”,“张学良、杨虎城!”但蒋介石下机后,马上把我喊来,严厉地命令我放下旗子,也不准喊口号,因为汉卿即将到来。我无奈地自认倒霉,从此,我的地位开始逐渐下滑,我曾被视作“福星”的称号也不再属于我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昵称,那就是“长腿将军”。这个绰号是从1937年7月7日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我率部由开封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与我一起防守该地区的还有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等。当平津失陷后,日军变得十分嚣张。他们从北平、天津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沿平汉线南犯,袭击涿县、保定、石家庄;一路由津浦线南侵,直取沧县、德州;另一路沿平绥线西出南口,向晋察绥进攻。 我主力固守涿州,以孙连仲军守平汉路上的良乡,以万福麟军守固安。在此战中,我因为身材高大而被称为“长腿将军”,并且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孙连仲的军队一度守在门头沟布成三道防线,而我则留在保定指挥。但在8月上旬,冯安邦师在良乡西南窦家店与日军河边旅团对峙。两军展开激烈的炮火交战,孙军人数不足,最终无法支持,导致良乡和房山被日军占领。 在同时,日军从固安偷渡永定河,用飞机和大炮猛轰右翼万福麟阵地,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击溃了万福麟,直接穿透保定。我惊恐万分,率领总部沿平汉线向南逃跑,甚至一口气逃到了石家庄。最终,我匆忙把兵权移交给了商震和黄绍竑。因为我不战而逃,把华北的大地拱手让给了日寇,人们便给我起了一个外号——“长跑将军”。 另外,1939年春天,我被调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担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由于我身兼二职,这为我提供了捞钱的机会。我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性,要求成立防空部队,直属于防空司令部。其实,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原卫戍总部的部队,只是被我改头换面而已。我还成立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并没有为重庆的防空做出贡献,只是让我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人们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嘲讽性质的绰号——“捞钱司令”。我的通讯队由卫戍司令部通信连的人员替代,担架营则是由卫戍总部的犯人组成。这些犯人平时就是一些扒手、惯贼,他们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偷盗,所偷的东西又要分给劳动总队和防空司令部长官。而我自己当然也赚取了不少。一旦警报响起,这些人就会聚集在指定地点,准备运送担架。这些单位每月领到的军饷,其中大部分也会进入我的腰包。 在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轮番飞入重庆上空,进行了所谓的“疲劳轰炸”。这次事件导致了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 人们对于隧道惨案的发生,强烈谴责了我,使我一度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军委会无奈之下,只好派出吴铁城、何成浚等人组成了特别军事法庭,对该案进行了审问。一开始,我被通知坐在下面听审,让我感到非常难堪。但当时何应钦、钱大钧等高级将领得知此事,给吴铁成打电话说:“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给他过于严重的惩罚。”此外,我还通过当时的卫戍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了大量的礼物。结果,吴、何对我的审问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做出过于严厉的惩罚。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审刘峙,更不敢得罪刘身后的老板何应钦。在我收受了刘峙送给我的大量贿赂之后,庭审的事就不再进行了,只是撤去了他的防空司令职务,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贺国光接任。